第65章 南洋一八七九(1/2)
雨水无休止地倾泻下来，将整个德利种植园泡成了一片巨大的烂泥塘。
菸草田里的积水映着昏暗的天光，像一面面破碎的镜子。从高脚搭建的「长屋」望出去，天地间只剩下灰与绿两种颜色，单调得让人心慌。
阿茂蜷缩在长屋角落里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铺位上，借着从木板缝隙透进来的微光，又一次清点着他藏在竹筒里的「钱」。
那不是真正的钱。是种植园自己烧制的陶瓷币，圆形，土褐色，中间有一个方孔，一面印着种植园的荷兰文缩写「DM」，另一面印着代表面值的数字。
工头们管它叫「公司钱」，猪仔们则私下里叫它「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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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瓦片，在种植园的范围之外，连一块像样的番薯都换不来。
但在这里，它是命。每天六七个时辰的苦役，换来的就是这麽一两块冰凉的瓦片。
用它，可以在种植园内的「吉歹」（Kedai，马来语商店的意思）里，买到贵得离谱的米丶咸鱼干丶菸草，甚至是能让人短暂忘记痛苦的鸦片膏。
有个读过书的劳工私下里说，这种只能在种植园里使用的瓦片是控制他们的恶毒手段，是拴在他们每个人脖子上的缰绳，可他们没得选。
说完这句话，那个劳工没几天就病死了。
阿茂的竹筒里，已经积攒了厚厚一叠。
他今天没有数，只是用手掂量着那沉甸甸的分量。
这分量，是他用八年的血汗换来的。
八年，两千九百多个日夜，他像一头被蒙上了眼睛的牲口，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天不亮就起床，喝一碗几乎看不到米粒的稀粥，然后跟着大队人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菸草田。
育苗丶除草丶施肥丶捕虫，最后是小心翼翼地采摘那些娇贵的菸叶。
头顶是能把人烤乾的烈日，脚下是能吞噬脚踝的滚烫泥土，空气里永远弥漫着菸草叶的辛辣和各种蚊蚋飞虫。
监工不是本地的爪哇人就是巴塔克人，是荷兰人的狗，他们手里的藤鞭从不认人。
任何一点怠慢，换来的就是一顿皮开肉绽的抽打。
阿茂的背上，永远都是旧的鞭痕叠着新的。
他吃的，永远是定量的糙米饭，配一小撮盐和几条指甲盖大小的咸鱼干。
那鱼乾又腥又咸，仿佛是用海水直接腌的，但那一点点咸味，却是补充体力的唯一来源。
雨季的时候，能分到一些咸菜，那就算是改善伙食了。
喝的，就是从附近河里打来的生水，里面混着泥沙和不知名的虫卵，喝下去常常会闹肚子，一泻千里，人就虚脱了。
很多人不是累死的，而是病死的。
痢疾丶霍乱丶疟疾，像无形的镰刀，每天都在这群猪仔的头顶盘旋。
他们的种植园似乎永远都在招工，死了一批就换一批新的。
住的「长屋」，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丶四面漏风的棚子，用几根粗大的坤甸木撑起来，离地几尺高，为了躲避潮气和蛇虫。
屋顶铺着厚厚的亚答叶，雨下大了，外面大下，屋里就小下。
一个屋子要住四十多个男人，密密麻麻挤在通铺上。
空气里永远都是汗臭丶脚臭，和那股挥之不去的死人味。
夜里，鼾声丶梦话丶咳嗽声丶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但阿茂早都习惯了。
在这种环境睡不好的人很快就病死了。
八年前，在家乡福建，他还是个少年。
那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爹娘先后饿死了。
家里只剩下他和十二岁的妹妹阿月。
人贩子找上门来，说南洋遍地是黄金，去那边做工，三年就能发财回来盖大厝。
为了给妹妹换一口活命的粮，也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发财梦，他自己签了「卖身契」，或者说，是被人按着手指画了押。
他换来的二十块大洋，十五块给了人贩子，剩下的五块，他都留给了族长，求他照顾好妹妹。
后来他才知道，那所谓的「招工」，就是「卖猪仔」。
他们被塞进一艘叫「德美」号的货船底舱，几百个男人被剃光了头发，像牲口一样圈在狭小的空间里。
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船舱里臭气熏天，许多人得了病，发着高烧，说胡话，然后就在某个夜晚悄无声息地死去。尸体被草草地用席子一卷，就扔进了漆黑的大海。
甚至那个破草席还会被扔回来，继续给下一个人睡。
两个月的航行，活着抵达棉兰勿老湾港的，只剩下了三分之二。
他们像一群待售的牲畜，被带到市场上，让那些白皮肤丶高鼻子的荷兰「东家」们挑选。
他因为看起来还算结实，被德利种植园的管事买下，从此，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姓氏，只有一个编号的苦力。
他来这里的头三年，几乎每天都在绝望中度过。
他想过逃跑，但种植园四周都是无边无际的原始雨林，里面有猛兽和瘴气，跑出去也是死路一条。
被抓回来的逃跑者，下场更是凄惨，会被活活打死，然后挂在种植园的入口处，警告所有心怀二意的人。
支撑他活下来的唯一念想，就是妹妹阿月。
他不敢死，他怕他死了，就再也没人记得那个扎着羊角辫丶总是跟在他身后的小姑娘了。
第四年的时候，一个同乡捎来了家信。信是族长找人代写的，字迹歪歪扭扭。
信里说，前年又遭了灾，为了活下去，阿月……也被卖了，据说是卖给了邻村的富户做丫鬟。
那一刻，阿茂感觉天都塌了。
他哭了一整晚，一天一夜没吃没喝。
他恨自己，恨自己的无能。他发了疯似的捶打着身下的木板，直到双手鲜血淋漓。
从那以后，他就变了。
他不再抱怨，不再与人争执，变得沉默寡言，像一块石头。
他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干活上，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攒钱上。
种植园有个规矩，每年只有几天，猪仔们可以用积攒的陶瓷币，按照一个极不划算的比例，兑换一次真正的货币——荷兰人的钱。
绝大多数的猪仔，辛苦一年的「瓦片」，都在吉歹里换成了鸦片和食物，到了年底根本剩不下几个。
但阿茂做到了。
他对自己狠到了极致。他舍不得买一点额外的食物，饿了就喝水充饥。
他戒掉了本就不多的菸瘾。别人聚在一起赌钱丶抽大烟的时候，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擦拭他的锄头。
工头发下来的每一块陶瓷币，他都小心翼翼地收好，放进那个从不离身的竹筒里。
他要赎回阿月。
这个念头像一根钢针，深深地扎进了他的骨髓里。
他要让她过上好日子，不再受苦。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忍受一切。
八年过去了，他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
虽然他仍旧年龄不大，但他的眼神，却像个老人一样，浑浊而麻木，腰杆也坏了，直不起来，只有在清点那些陶瓷币时，才会闪过一丝微弱的光。
这一天，雨终于停了。
管事吹响了开工的铜哨。阿茂和往常一样，将竹筒贴身藏好，抓起一顶破旧的斗笠，汇入了沉默的丶走向菸草田的人流中。
然而，今天的种植园，气氛有些不一样。
在空地上，站着一群新来的人。大概有三四十个，和阿茂他们这些面黄肌瘦丶衣衫褴褛的老猪仔不同，这群人虽然也穿着粗布衣服，但看起来乾净整洁，精神面貌也明显要好得多。
他们没有被剃光头，只是剪短了头发，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好奇又警惕地打量着这个新环境。
人群前面，站着一个身材高大丶面容坚毅的中年男人。
他穿着一身熨烫过的白色短衫，脚上是一双皮鞋，尽管沾满了泥浆，但依然能看出价值不菲。
他没有和新来的工人们站在一起，而是直接与种植园的荷兰大管事——范德伯格先生，一个胖得像酒桶一样的白人在交涉。
一个懂行情的同乡在阿茂身边低声说：「听说了吗？这批人不是猪仔，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契约工。听说是和香港的正规公司签的合同，三年期。
带头的那个，是公司的工头，专门派过来监督合同执行的，不干活，香港的公司给他发薪水。」
这个消息在猪仔们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
契约工？还有专门的工头监督？
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他们的世界里，华人就是任人宰割的猪仔，命运掌握在白人东家和本地监工的手里。
那个工头，阿茂后来知道他姓李，大家都叫他李工头。
李工头和范德伯格的交涉似乎很顺利，他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不卑不亢地递上了一叠文件。
范德伯格皱着眉头看了半天，最终还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监工把这批新工人带下去，单独安排在另一头新建的长屋里。
接下来的日子，整个种植园的秩序，因为这批契约工和李工头的到来，被彻底打乱了。
李工头果然如传言所说，他从不下地干活。
每天的工作，就是背着手在种植园里巡视。
他会亲自检查契约工的伙食，如果发现米饭不够或者咸鱼发臭，他会立刻找到管事理论，声音不大，但条理清晰，态度强硬。
他会拿着一块怀表，监督契约工的工作时长，一旦超过合同规定的十二个小时，他就会站出来，要求监工立刻收工。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契约工因为动作慢了些，被一个爪哇监工扬手就想用藤鞭抽打。鞭子还没落下，就被一只铁钳般的手抓住了。是李工头。
「合同上写明，你们只有权力罚款，无权体罚。」
李工头冷冷地看着那个监工，眼神像刀子一样。
监工被他的气势镇住了，色厉内荏地用马来语嚷嚷着什麽。李工头直接用流利的马来语回敬了过去，最后，他指着远处办公室的方向，说：「如果你坚持，我们可以现在就去找范德伯格先生，把合同条款一条一条地对清楚。」
监工最终悻悻地放下了鞭子。
那一幕，被不远处的阿茂看得清清楚楚。
他心里充满了震撼。八年了，他第一次看到有华人敢这样和监工正面对抗，并且还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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