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浮生一梦(1/2)
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已经有了凉意，吹过太平山麓那些错落有致的宅邸，
从半山望下去，港口里停满了船——有挂着米字旗的英国商船，有星条旗的美国快船，有太阳旗的日本邮轮，还有那些没有旗丶只有熟悉船型的丶属于自己人的船。
那些船来自安南，来自兰芳，来自台湾，来自马尾，来自檀香山，来自旧金山，来自横滨。
它们载着大米丶煤炭丶木材丶古塔胶丶铜丶锡丶丝绸丶茶叶丶军火，和那些永远在路上的人。
这是陈九的船。
没有人能说得清，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究竟掌控着多少东西。
从旧金山到横滨的太平洋航线上，每三艘船就有一艘与他有关。
南洋商船购买的煤矿，有一半经他的手。
他的电报线从香港延伸到上海，从上海延伸到东京。
他的钱庄开遍了东南沿海，他的商号遍布南洋群岛。
有人说，甚至整个中国东南半壁，那些叫得出名字的商号丶钱庄丶会馆，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
已经鲜少人喊他的名字。
大都叫他「九爷」。
但此刻，这个掌控着半个太平洋贸易网络丶被列强使馆列为「远东最危险华人」的男人，正坐在自家后院的藤椅上，看着两个孩子。
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长衫，满头的白发在夕阳下格外显眼。膝盖上搭着一条薄毯——旧伤发作起来，腿脚总是不太灵便。
两个孩子正在草地上追逐一只皮球。
男孩五岁，眉眼像极了他，唯独那双眼睛——灰蓝色的，像加州的天空。女孩三岁，扎着两个羊角辫，穿着一身大红色的袄裙，正拍着手咯咯笑。
皮球滚到他脚边。
男孩跑过来，「爹，球！」
陈九弯腰，捡起球，递给孩子。
「潮生，」他说，「慢点跑，别摔着。」
陈潮生点点头，抱着球又跑回了草地上。
潮生。取「海上潮生」之意。
他是艾琳生的，出生在太平洋邮轮的一艘船里——那年船遇风浪，她一等舱里生下了他。接生的是一位船上一个卫生官。
「海上潮生天外天」，艾琳后来写信给陈九，信里只有这一句诗。她没说疼，没说怕，也没说自己为了这个名字在上海查了多久，请教了多少人。
只说孩子很好，眼睛是灰蓝色的，像加州的海。
女孩叫陈岫云。
她是林怀舟生的，出生在香港华人医院的手术室里。
岫云之名，出自靖节先生《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岫」者，山穴也。易安词云：「远岫出山催薄暮」，写的是山间云气自峰峦深处缓缓而出，那景象最是温柔。
潮生取名于海上风涛，是男儿志在四方的期许。岫云取名于山中云霭，是女儿家安稳闲适的寄托
他希望她不必像父辈那样奔波于重洋之间，不必经历那些颠沛流离。
只愿她如山间之云，守着这一方山水，悠然自得。
两个孩子，两个娘。
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中国人。
一个是从旧金山贵族小姐变成上海女校校长的传教士，一个是从广州孤女变成远东最杰出外科医生的女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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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的光透过花窗，洒进书房。
陈九坐在书案前，面前摊着一封信。
「艾琳姊如晤：
上月中旬，港督府那边派人来请，说是有伦敦来的专员想见一下这位远东最危险的华人，有事要谈判。
我替他把来人挡了。
那几日他的脚肿得厉害，旧伤发作起来，整夜整夜睡不着。
他倒是不肯认，撑着拐杖在院子里走了几步，说：「怀舟，你看，还能走。」
可那天晚上，潮生跑来找他讲故事，他靠在藤椅上，讲着讲着竟睡着了。潮生就蹲在他膝边，一直等着，等到天黑。
这孩子长得越来越像你，性子却越来越像他。眉眼像，脾气更像——话少，心事重。
潮生近日已能背诵《千字文》全篇，字亦写得有模有样。他常问我：上海是什麽样？我说：那里有你另一个娘。
他便不再问，只是望着窗外发呆。
岫云前日随我去医院，见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她看了很久，忽然说：娘，我也是这样生出来的吗？我说是。她又问：疼吗？
我说不疼。她不信，说：你骗人，阿梅姐姐说，生孩子很疼的。
我无言以对。
香港的电报线路修得很多了，可以瞬息通信。
他那天破天荒亲自督办，看着工人们把线牵进书房。夜里我进去给他送药，他正对着那台机器发愣。
忽言：「此物虽速，然有心语，转不能速。」
我明白他的意思——海程三千里，隔者非水，乃积年未吐之辞也。
香港渐冷，不知上海如何。
若方便，多来看看他吧。他心里有你，只是不说。你心里若有芥蒂，宜请暂置，九哥身体已大不如前。
人生如寄，海程虽远，终有渡时。
珍重。
怀舟
十月初三」
陈九看完信，沉默了很久。
书房的门被轻轻推开。
林怀舟走进来，手里端着一盏茶。
她眼角也有了细纹，鬓边添了几根白发，但那双眼睛依然清澈，带着他熟悉的温婉与倔强。
「在看什麽？」她问，将茶放在桌上。
「你的信。」陈九把信递给她，「什麽时候寄出去？」
「下午让阿福走的时候带上吧。」
陈九点点头，端起茶，喝了一口。
如今电报方便了，可这两人还是习惯写信，许是要强，许是尴尬，艾琳来香港很少。
林怀舟在他身边坐下，目光落在窗外。夕阳的馀晖里，两个孩子还在草地上玩。陈潮生正在教陈岫云认字，他用树枝在地上画，她蹲在旁边看，小脸专注得可爱。
「岫云今天问我，」
林怀舟忽然开口，「为什麽她有两个娘。」
陈九看着她。
「你怎麽说？」
「我说，或许爱有很多种，我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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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岛半山，一处新修的三层洋楼矗立在薄扶林道旁。门口挂着一块木匾，
「青年讲学堂」。
这是去年刚设立的机构。
名义上是书院，实则是从南洋丶广东丶福建乃至日本丶美国来投奔的青年们的落脚处，这里书籍众多，学者众多，各种交流层出不穷，自然吵架丶讲武也是有的。
讲堂里坐着四十几多个年轻人，有的穿着长衫，有的穿着洋式的学生装，还有穿着西服的。
这里来去自由，可是人还是越来越多。
讲堂里分成几个小团体，到处都是议论声音。
争论的引信，是尢列点燃的。
「逸仙，你最近的那些想法，搞农会丶禁鸦片丶兴学堂，想以一县为天下先。」
「可你想过没有，县太爷换了人，你那些章程还算不算数？郑藻如再开明，他挡得住朝廷一纸不准的朱批吗？」
孙中山穿着一件半旧的深灰长袍，脸色因长期埋头苦读有些苍白，
「尤兄的意思是，不推倒朝廷，做什麽都是白费？」
「推倒朝廷？」尢列笑了笑，「你我坐在这里说，不怕。可出了这间屋子，香港的密探，广州的绿营，还有那些吃朝廷俸禄的读书人，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咱们淹死。」
「那就让更多人坐进这间屋子。」
孙中山看向他，「我在学院，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是：为什麽五十里外的香山，比香港差这麽多？不是差在洋人的楼高，是差在百姓不知道可以站起来。
香港的华人敢告洋人，敢在报纸上骂官，敢拉着架子车罢工——因为他们有华人总会撑腰，有报纸开民智，有会党组织，他们知道了，团结了。
我们要做的，是把这种知道，种到四万万人的心里去。」
陈少白抚掌大笑：「好一个知道！逸仙，照你这麽说，咱们也先让百姓都明白了，再谈别的？」
「不是先后的问题。」
孙中山摇了摇头，「在广州办学堂，官府会盯着；在香山办农会，乡绅会防着。南洋的百姓知道了，明白了，是因为他们首先有了体面的丶能站着的地方。」
「若是人都活不起，哪有力气开智？」
尢列若有所思，刚要开口，角落里忽然响起一声沉沉的琴音。
众人转头，见谭嗣同盘膝坐在一张草席上，膝上横着那张「崩霆」琴。他刚才只是随手拨了一下空弦，此刻却抬起头，目光在众人脸上扫了一圈。
「逸仙说的对。」
「那位九爷的百姓能站着，是因为九爷自己有舰队，有枪炮厂，有煤矿。兵舰是船，枪炮是胆，煤矿是血。
没有这些，你让百姓知道得再多，洋人的兵舰一来，朝廷的绿营一到，百姓一样还是得跪下去，知道得越多反而越痛苦，死得越快。」
他看向梁啓超：「卓如，你刚从上海来，租界那两条街你也见了。那里为什麽巡捕不敢乱抓人？不是因为九爷讲道理讲得好，是因为他的人在街口架着加特林，是因为他银行里的银子能养活一个城市的买卖。道理和枪炮丶和百姓的尊严，从来是拴在一根绳上的。」
梁啓超从上海买来的那叠《公报》里抬起头，今天他还没怎麽说话。
「复生兄，」梁啓超开口，「你说的没错，枪炮和钱，是底气。可我想问一句：底气有了之后呢？」
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薄薄的册子——《普法战纪》，王韬辑译。
「我在上海租界，除了看那两条街，还想明白了一件事。」
梁啓超翻开书页，「德国人为什麽能打败法国人？不是因为克虏伯炮比法国炮粗，是因为德国有俾斯麦，有威廉一世，有几十个邦国合成的一个帝国。他们有国家的魂，有民众的意志。」
「我们几个人的想法尚且无法达成一致，福建丶广东各县之间说话都一样，又如何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呢？」
谭嗣同微微一怔。
「复生兄方才说站的地方。」梁啓超的目光变得灼灼，「那位九爷给百姓站的地方，是他用炮舰圈出来的一块地。可这块地之外呢？四万万同胞还跪着。九爷的势力在安南丶在台湾丶在马尾，可他进两广了吗？进湖广了吗？进直隶了吗？」
「这才是我等来这里的目的和意义！」
他把《普法战纪》轻轻放回书架。
「我想的是：如果只是靠几条船丶几座厂，就能救中国，那洋务派早就让中国富强了。为什麽不行？」
梁啓超的声音沉下去，「康先生告诉我，要有教！不是洋人的宗教，是我们自己的孔教。把四万万人重新教成中国人，让朝廷知道变，让皇上知道变，让士大夫知道变。大家都想到一起去，思想变了，船和炮才有用。」
「变？」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冷笑一声，「康长素那张托古改制的方子，我见过。他在万木草堂讲《新学伪经考》，讲《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打扮成变法家。
卓如兄，我问你，就算皇上信了这一套，下了诏书变了法——那些满族亲贵怎麽办？靠科举吃饭的读书人怎麽办？那些占了全国良田的地主怎麽办？他们能让皇上安安稳稳地变下去？」
「这些人真能想到一起去？」
「所以你主张杀？」梁啓超反问。
那人沉默片刻，掐灭了手里的纸媒，声音平静得有些吓人。
「杀！」
他说，「逸仙方才说的，复生说的，卓如你说的，我都感觉有道理。
可满清入关两百多年，杀得汉人够不够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的是谁？文字狱，禁海令，圈地令，磨的是谁？这麽多年，你们的手段要多久，能打动多少人？
依我看，要下猛药！」
「我在美国读书，看过什麽进化论，什麽民约论，都好。可回到国内，对着那些吃人的旗人，你跟他讲这些？他会听吗？」
「我是南洋洪门中人，从美国读书回来，见过太多人。有读书人，有农夫，有矿工，有商贩。他们不识字，不懂什麽孔教丶什麽西学。
可他们知道一件事，能想到一起去——这朝廷不是他们的！
他们拜的是关公，是宗祠，信的是血脉丶是义气，喊的是反清复明。这复明也许是假的，可这口气是真的。」
「在内地，你分得了地吗？你一动地主的田，士绅就跟你玩命。所以，内地的路，跟洋外的路，不一样。内地要流血。不杀出一条血路，什麽教化丶什麽骨气丶都是空的。」
「你方才说，内地要流血。」
孙中山开口，「流谁的血？百姓的血，还是我们的血？要死多少人，杀多少人？杀了人，血海沉浮之后呢？谁来种地，谁来织布，谁来给孩子教书？」
「九爷在南洋，也杀过人。他杀的是那些不把人当人的殖民者，杀的是那些霸占矿山的工头，杀的是卖鸦片卖同胞的会党头目。可他杀完之后呢？他分了地，办了学，让那些矿工的孩子也能读书。他不是为了杀而杀。」
「你是说我为杀而杀？」那人皱眉。
「不。」孙中山摇了摇头，「我是说，杀，或许是一条路。可杀完之后，必须要有跟上的手段。」
「我在西医书院读书，何启先生给我们讲过一课，讲英国的《大宪章》。他说，八百年前，英国人也杀得血流成河，贵族砍国王，国王砍贵族。可他们杀来杀去，杀出几卷羊皮纸，把国王的权力关进了笼子。这才是本事。」
「逸仙，你这是要效仿英国？」陈少白问。
「不是效仿。」孙中山说，「是看明白一个道理：杀人不是目的，立规矩才是。九爷在南洋立的那些规矩——农会怎麽分地，工厂怎麽分红，学堂怎麽招生，军队怎麽议事——那都是他一条一条立出来的。他立的不是大清律，是能让百姓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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