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家宁成了老师，家兴成功考上大学
陈水木七八岁，穿着短褂，短褂是深蓝色的，布满了补丁——膝盖上有一块，手肘上有一块，领口上有一块。他光着脚，十个脚趾头像十颗刚从土里刨出来的花生，沾着泥巴和草屑。他站在陈远水旁边，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着，像握着一把看不见的东西——是一把糖，他哥答应给他带的缅甸的糖，棕色的，硬硬的，像一颗颗小石头。他把那把看不见的糖握在手心里，握了四十三年。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页上还有横线，是绿色的，淡淡的。纸的左边有一道被撕破的痕迹，毛毛糙糙的，还有一些作业本上残留的订书针孔。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字迹跟陈远水的一模一样——歪歪扭扭的，像刚学会写字的孩子写的，有的字大得像碗口，有的字小得像绿豆，「阿」字的耳朵旁写成了一个圆圈，「圆」字的方框写成了一个三角形。
「阿圆，叔走了。这颗糖留给你。是甜的。」
陈阿圆把那张纸条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了十几遍，看了几十遍，看到那些字从黑变白，从白变模糊，从模糊变成一团一团的丶在她眼前飘来飘去的光影。她把它叠好，叠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方块，像叠一块手帕，像叠一封信，像叠一条路。她把那小块纸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口袋，确认不会掉出来。那是她这辈子收到的最短的一封信。也是她这辈子收到的最长的一封信。
她把那张照片翻过来。背面也有一行字，字迹不一样——工整的，一笔一划的，像印刷体，像机器印出来的，不像人手写出来的。每一个字的大小都一样，间距都一样，连笔画的粗细都一样。像是写的人用了尺子，用了圆规，用了量角器，用了所有能用的工具，把这几个字写成了他这辈子最工整的几个字。
「远水丶水木，一九四〇年，泉州。水木，哥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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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留下的。那天他从铺子里走出去的时候，背影瘦瘦的，肩膀窄窄的，走路的时候微微弯着腰，像一株被风吹弯了的小树。他走到巷口，停下来，好像想回头，但最终没有回头。他走了。他把照片留下了，纸条留下了，话留下了。人走了。
陈阿圆把照片贴在胸口，贴在心跳的地方。心在跳。扑通，扑通，扑通。照片里的人在跳吗？陈远水在跳吗？陈水木在跳吗？他们不在了。但他们的心跳在这张照片里，被压在相纸下面，薄薄的，看不见的，但它在。她听到了。
一九八七年春天，陈家铺子门口的石榴树又开花了。比去年多，比去年大，比去年红。花瓣厚厚的，嫩嫩的，在阳光下透亮，像一张张浸了水的红纸，又像一只只刚刚破茧的蝴蝶的翅膀。花开得最旺的那几天，整棵树的树冠都被红色覆盖了，远远看去像一团燃烧的火焰，把承天巷的半边天都映红了。蜜蜂在花间嗡嗡地飞着，翅膀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它们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从这枝头飞到那枝头，忙得不可开交，像一群在赶集的商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家兴蹲在树下，用手把落在地上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捡起来，放在手心里。他捡得很仔细，每一片都不放过。他捡了满满一把花瓣，红红的，像一摊凝固的血。他把花瓣捧到陈阿圆面前。「阿母，给你。」
陈阿圆正在铺子里包金枣，手指上沾着糖浆，糖浆是黏的，把她的手指粘住了，张不开，像五根被胶水粘在一起的筷子。她低下头，张开嘴。家兴把花瓣一片一片地塞进她嘴里，塞得很轻，像是怕弄疼了她。花瓣是苦的，涩涩的，嚼在嘴里有一股青草的味道，还有一点点晨露的清凉丶一点点泥土的腥气丶一点点阳光的温暖。
「好吃吗？」家兴仰着脸问她。他的脸上有被太阳晒出来的红，鼻梁上有一颗新长出来的青春痘，红红的，亮亮的，像一颗刚冒出来的小蘑菇。他的眼睛还是棕色的，跟家安一样，跟林清石一样，像山里头那种清泉，安安静静地看着人。那双眼睛里有她，有石榴树，有石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