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四大寇(大章加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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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卡诺,是个大资本家。他们的总理,叫弗雷西内,也是个大资本家。他们的议会里,坐的全是有钱人。工人说话,他们不听;工人罢工,他们开枪。」

    尢列沉吟道:「所以逸仙,你是说,洋人也不是什麽都好?」

    孙中山说,「自然,洋人也有洋人的问题。他们的工厂主,跟我们的地主一样,靠吸工人的血活着。他们的政府,跟我们的朝廷一样,站在有钱人那边。他们的军队,跟我们的八旗兵一样,专门对付穷人。」

    他叹了口气,接着说。

    「可有一点不一样。」

    「什麽不一样?」

    「他们可以说话。」孙中山说,「伦敦东区的女孩罢工,报纸会报导,议员会质问,工会会支持。柏林贫民窟的医生,可以把他的报告印成书,让全德国的人都看见。巴黎的工人,可以组织工会,可以罢工,可以跟政府谈判——虽然谈判不成会被开枪打死,可至少他们试过,他们至少还能有个微不足道的地方开口。」

    他直勾勾地看着三人。

    「我们呢?我们的百姓,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佃农交不起租,只能跪着求地主;码头工人被打,只能捂着血流走;孩子饿死了,只能挖个坑埋了。他们不敢说,不敢写,不敢闹。因为他们知道,说了也没用,写了会被抓,闹了会被杀。」

    孙中山的语气渐渐平静下来。

    「所以你们看,这世界上的黑暗,分两种。」

    他伸出右手,竖起一根手指。

    「第一种,是英国丶法国丶德国那种黑暗。他们有议会,有法律,有报纸,有工会。可他们的议会里坐的是有钱人,他们的法律偏袒有钱人,他们的报纸替有钱人说话,他们的工会打不过有钱人的军队。这种黑暗,是光天化日下的黑暗。你知道它在哪里,你知道它为什麽存在,你可以指着它骂,可以组织起来跟它斗。斗得过斗不过,是另一回事,可至少你可以斗。」

    他又竖起第二根手指。

    「第二种,是我们这里的黑暗。我们没有议会,没有法律,没有报纸,没有工会。百姓不知道自己在受苦,不知道谁让他们受苦,不知道该怎麽反抗。他们以为,活着就是这样,苦就是这样,奴才就是这样。这种黑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你不知道它在哪里,你不知道它为什麽存在,你连骂都不知道该骂谁。」

    他放下手,看着三位挚友。

    「亨利·乔治写《进步与贫困》,是让美国人知道,他们的黑暗在哪里。奥本海默医生写报告,是让德国人知道,他们的黑暗在哪里。那些火柴厂的女工罢工,是让英国人知道,她们的黑暗在哪里。他们有光,所以能看见自己的黑暗。」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去。

    「我们呢?我们连光都没有。我们只能摸黑走路,摸着墙走,摸着地走,摸着前面人的后背走。走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

    杨鹤龄握紧拳头:「所以我们要点灯。」

    孙中山看着他,「是的,点一盏灯。让百姓看见——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原来别人也跟我一样苦,原来我们可以一起走。让百姓看见,原来这黑暗不是天生的,是有人故意点的;原来这奴才不是天生的,是有人故意熬的。」

    「陈先生拒绝我的时候,我时常不忿,可是看完这些他给我的资料,我才发现,有太多的地方要改变,有太多的问题要面对。」

    孙中山继续说:「你们知道清朝有多少条律例吗?我在书院问过何启先生,他说《大清律例》正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多条。这还只是律,还有则例,还有会典,还有各部院衙门自己定的规矩。」

    他伸出右手,五指一根一根地弯下去。

    「这四千多条规矩,有几条是护着百姓的?田赋怎麽收,丁银怎麽派,徭役怎麽征,盐怎麽卖,铁怎麽炼,出海怎麽禁,读书人怎麽考,当官的怎麽升,犯了事怎麽判——全写明白了。写明白了,百姓就明白了?」

    他摇摇头。

    「不。写明白了,百姓就更糊涂了。因为写明白的是:你什麽都不能做。」

    他的声音渐渐高了起来:「你想开荒种地?先交钱领荒照。你想下海捕鱼?先交钱领船照。你想进城做工?先交钱领路引。

    你想读书考功名?先交钱拜老师,再交钱应县试丶府试丶院试,中了秀才还要交钱拜座师。

    你想娶媳妇?先交钱请媒人,再交钱下聘礼,再交钱办酒席。

    你想死了埋进祖坟?先交钱请风水先生,再交钱买棺材,再交钱给地保送礼——否则就告你占用官地。」

    他一口气说了下来,语速越来越快。

    「你活着,要交钱。你死了,还要交钱。你一辈子,就是给官老爷交钱的一辈子。你以为你是在过日子,其实你是在替官老爷过日子。你种出来的粮食,三成归你,七成归地主和官府。你养出来的孩子,长大了继续种粮食,继续三成归自己,七成归别人。」

    他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声音沉下去:

    「这叫什麽?这叫佃租制。我算过一笔帐——按朝廷的规矩,田赋是三十税一,听起来不重,对不对?可田赋之外,有耗羡,有平余,有杂派,有摊捐。加起来,少说也是十税一。这还只是朝廷收的。地主收多少?地租一般是五成,遇上好年景,能收到六成七成。朝廷拿一成,地主拿五六成,佃农剩下三四成。」

    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笔,在纸上写下一串数字:

    「一户佃农,种十亩地,亩产两石,一年收二十石。田赋耗羡,拿走两石。地租按五成算,拿走十石。还剩八石。八石,够不够一家四口吃一年?勉强够。够不够交别的税?不够。够不够买盐丶买布丶修农具丶看病?不够。怎麽办?」

    他放下笔,看着三人。

    「借。借高利贷。春借一石,秋还两石。借几年,地就没了。地没了,怎麽办?去码头扛活。扛活也扛不动了,怎麽办?去讨饭。讨饭也讨不动了,怎麽办?等死。」

    杨鹤龄一拳砸在桌上,震得茶壶跳了起来:「这就是朝廷!这就是大清!」

    孙中山没有接他的话,继续说:「尤兄走过南洋,你知道猪仔是什麽。」

    尢列点头,声音低沉:「签一张契约,押三年五年,在种植园里干活,一天十几个钟头。病了没人管,死了就地埋。能活着回来的,十个人里不超过三个。」

    孙中山说,「可为什麽还要去?因为留在家里,也是死。去南洋,还有一线活的指望。」

    「这就是我们的百姓。他们不是天生就愿意当奴才的。他们是活不下去了,才学会了跪着活。他们跪着,不是因为膝盖软,是因为站着会死。」

    陈少白忽然开口:「逸仙,你方才说,奴才算不算得明白帐。你这帐,我听懂了。可百姓自己,算得明白吗?」

    孙中山看着他:「少白,你说,一个从生下来就没吃过饱饭的人,他最想要的是什麽?」

    陈少白想了想:「吃饱饭。」

    「对。吃饱饭。一个从生下来就挨打的人,他最怕的是什麽?」

    「挨打。」

    「对。挨打。一个生下来身边就全都是短命鬼的人,他最怕的是什麽?」

    「吃不饱饭,还要经常挨打。」

    三人脸色都很难看。

    孙中山接着说,「那一个从生下来就被告知你是贱民,你得守规矩才能不挨打,才能有口饭吃的人,他最相信的是什麽?」

    陈少白沉默。

    「他最相信的是:我就是贱民,我就是短命鬼,我得在有限的日子里,尽量让自己活下来。」

    孙中山说,「这就是两百多年的日子熬出来的东西。你告诉他,你可以不做奴才,可以站起来,可以有自己的地,可以自己说了算。他信吗?他不信。他会想: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骗我的。如果我信了,我会被打得更惨,或者,我会死。」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群等着被救的人,是一群被伤透了心的人。他们的心,被伤了两百多年。」

    「英国人有议会,有报纸,有规矩。可他们这些东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打了多少年仗?杀了多少个国王?流了多少血?《大宪章》是1215年签的,到现在六百多年了。六百多年,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英国人为什麽有船坚炮利?因为他们有钱。为什麽他们有钱?因为他们有工厂。为什麽他们有工厂?因为他们有科学。为什麽他们有科学?因为他们有大学。为什麽他们有大学?因为他们有人肯想丶肯写丶肯说。」

    「这些东西,同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三百年前,有一批人,在荷兰丶在英国丶在法国,开始想问题。他们想:世界到底是什麽样的?人到底是什麽样的?国王到底是什麽样的?上帝到底是什麽样的?他们想了,写了,说了。然后,世界就变了。」

    「美国人更短些,从独立到现在,才一百来年。可他们有什麽?他们有《独立宣言》,有《联邦论》,有华盛顿丶杰斐逊丶富兰克林这些人。这些人,用脑子想,用笔写,用嘴说,把道理讲明白了,老百姓才信。」

    「我们呢?我们有什麽?我们有《四书》《五经》,有孔孟程朱,有曾国藩丶左宗棠丶李鸿章。可这些人,讲的是忠君,讲的是爱民,讲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从来没想过,可以让民自己知之。」

    「所以我说,奴才不是天生的。是两百多年的朝廷,用律例丶用刀枪丶用板子丶用租税丶用高利贷丶用饥饿丶用恐惧,一点一点,一寸一寸,把人心磨成奴才的。磨到最后,人自己都忘了,自己原来是可以站着的。」

    孙中山摇了摇头,「我们这些人,读了书,见了世面,会算帐。可百姓不会。他们识字的不多,见过世面的更少。你跟他说平等,他听不懂。你跟他说自由,他听不懂。你跟他说民主,他更听不懂。」

    「可你跟他说——这地是你种的,收成就该归你,他听得懂。你跟他说——这官是你养的,他就该替你办事,他听得懂。你跟他说——这朝廷是你交税养活的,凭什麽骑在你头上,他听得懂。

    陈少白若有所思:「所以,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说。」

    「或许吧,但听得懂不代表信得过。」

    」那位九爷杀了多少人才建立起今天的威信?他也不是光靠嘴说的,他的公报办了这麽多年,老百姓识字吗?不识字,可我识字,读书人识字,士绅识字。」

    「我们中国人,不笨,不懒,不蠢。我们只是两百多年,没人敢想,没人敢写,没人敢说。敢想的,被杀了头。敢写的,被烧了书。敢说的,被割了舌头。杀了两百多年,终于没人敢想了。」

    他目光灼灼,从怀里掏出一份《公报》

    「这是最新一期的报纸,那位九爷的手笔,我看完了之后泪流满面,几不可信。

    这报纸上说,这两百多年,朝廷做的事,可以归结为九个字——分其民,愚其民,弱其民。」

    「你们可知道,江宁城里有一座城?」孙中山问。

    杨鹤龄一怔:「江宁?你是说南京?」

    「是,南京。」孙中山说,「我有个同学是江宁人。他告诉我,江宁城东,有一座满城,里面住的都是旗人,汉人不得入内。那座城有多大?占了江宁城近一半的地方。」

    「这不是南京一处的做法。西安有,杭州有,广州有,荆州有,成都有——全国各要地,都有这样的城中之城。」

    尢列沉吟道:「我在北方游历时,见过西安的满城。占了西安城四成多的地面,周围八千多丈的城墙,里面驻着两万多旗兵旗民。那城门有兵把守,汉人进去要盘查,出来也要盘查。」

    孙中山说,「这就是朝廷的第一道法度——旗民分治。」

    「旗民不交产,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

    「这是大清律里写着的。」他指着报纸上那行字,「旗人的地,不能卖给汉人;旗人的女儿,不能嫁给汉人;旗人犯了法,不归地方官管,由专门的『理事同知』审理。汉人打了旗人,罪加一等;旗人打了汉人,罚酒三杯。」

    陈少白冷笑一声:「我看了那篇报导,这就是分其民——把人和人隔开,让你没法抱团。」

    孙中山继续说,「旗人靠什麽活着?」

    杨鹤龄想了想:「当兵吃粮?」

    「嗯,只当兵,不做别的。」

    孙中山说,「朝廷规定,旗人除了当兵当差,不准务农,不准经商,不准做工。他们的房子是朝廷盖的,粮食是朝廷发的,饷银是朝廷给的。一家几口,全靠一个人的兵饷养活。」

    「这看起来是优待,可你们想过没有——这样一来,旗人就离不开朝廷了。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自己的生计,离开朝廷的饷银,一天都活不下去。他们只能死心塌地跟着朝廷,替朝廷看着汉人。」

    尢列缓缓点头:「我在洪门时,听过一句话:八旗是朝廷养的狗。这话虽粗,理却不粗。狗要听话,就得让它饿不着,也饿不死——饿不着,它才肯卖命;饿不死,它才不敢跑。」

    「尤兄这话通透。」

    孙中山说,「可这狗,不光要养,还要圈。旗人也不能随便离开满城,出城要告假,远出要注册,逾期不归就按逃旗论处。他们被圈在城里,汉人被圈在城外,各过各的,各活各的。」

    「你们看这香港,洋人管着,可华洋之间,没有这样的墙。洋人可以住在半山,华人可以住在山下,中间没有墙,只有路。可我们那里,有墙。有形的墙,无形的墙,把人和人隔开。」

    陈少白若有所思:「所以分其民,就是让你没法知道——原来别人也跟我一样苦,原来别人也想反抗。」

    孙中山转头看他,「没错,让你以为,你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让你以为,这天下就你一个人在受苦。让你以为,那些旗人是天生的主子,你是天生的奴才。」

    「这报纸上还写了。」他说,「写的是朝廷这两百多年,怎麽对付读书人。」

    他翻开内页,指着上面的文字。

    「顺治朝开始,就有文字狱。第一个倒霉的,是个叫函可的和尚,因为写了一本《变记》,被流放渖阳,死在关外。康熙朝,庄氏《明史》案,七十多人被杀,家属流放。《南山集》案,戴名世被砍头,几百人受牵连。」

    他抬起头。

    「这些案子,都是什麽罪名?不是谋反,不是叛逆,是写书。写明朝的事,写前朝的人,写不该写的字,说不敢说的话。」

    杨鹤龄皱眉:「就因为写几个字,就杀人?」

    「杀人?」孙中山冷笑一声,「庄氏《明史》案,死了七十多人。吕留良案,吕留良已经死了,还要把尸体挖出来,锉骨扬灰。他的儿子丶学生,全部处斩。他的书,全部烧掉。」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沉下去:

    「这不是杀人,这是诛心。」

    尢列端起茶杯,却没有喝。

    他看着杯中浮沉的茶叶,缓缓道:「我在上海洪帮,听老人说过,雍正年间有个案子,叫『维民所止』。考官出的考题,被说是『雍正去头』,考官当场被砍了脑袋。」

    孙中山说,「哼,你要写诗,他挑你的字眼;你要着书,他翻你的典故;你要说话,他听你的音声。你永远不知道,哪句话会要你的命。」

    他在室内踱了几步。

    「可最厉害的不是杀人,是烧书。」

    「乾隆朝,朝廷以修《四库全书》为名,向全国徵集书籍。说是徵求,实则是审查。凡是涉及满清入关的,烧;凡是记载清军屠城的,烧;凡是主张华夷之辨的,烧;凡是用了不该用的字的,烧。」

    他停下脚步,看着三人。

    「烧了多少,没有确数,但报纸上写着,估计至少十几万种书,从此人间绝迹。有些书,只剩下书名,内容再也找不到了。」

    杨鹤龄倒吸一口凉气:「十几万种……」

    孙中山说,「几千年的书,烧了十几年。烧完之后,你再看天下,乾乾净净,一片太平。可那是真的太平吗?那是被清空的太平。」

    「还有更厉害的。」

    他伸出一根手指。

    「第一,朝廷自己编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都是朝廷修的。修书的时候,删什麽,留什麽,改什麽,全是朝廷说了算。你后来读的书,都是被朝廷洗过的书。」

    他又伸出第二根手指。

    「第二,控制科举。八股取士,四书五经,几千年的智慧,最后就剩下几本经书丶几篇范文。你读什麽,朝廷定;你写什麽,朝廷判;你中不中举,朝廷说了算。天下的读书人,一辈子就琢磨那几本书丶那几篇文,哪有功夫去想别的?」

    尢列叹了口气:「愚其民……..不让你知道真相,不让你读真书,不让你想真事。久而久之,你就真的什麽都不知道了。」

    孙中山摇了摇头,「可这还不够。还有第三件:弱其民。」

    「我读了报纸,方知道,为什麽我们中国人,见了官要跪。」

    「从顺治朝开始,朝廷就定了一条规矩——官民相见,必须跪拜。」

    孙中山说,「这不是古礼,是大清的新礼。明朝的时候,士大夫见官,作揖即可。可大清不许,大清要你跪。」

    「还有剃发。」

    他指着自己的头发。

    「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有十个字,你们都晓得——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杨鹤龄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辫子,脸色铁青。

    「江阴丶嘉定,为这辫子,死了多少人?」孙中山说,「江阴守城八十一天,城破后被杀十七万。嘉定三屠,死了多少?没人能数清。可最后呢?最后大家都剃了,都留辫子了。」

    「为什麽要剃发?因为头发是我们的根。蓄发是汉人的传统,是孔夫子传下来的规矩,是衣冠,是礼仪,是气节。朝廷要让你剃发,就是要你忘了自己的根。」

    陈少白喃喃道:「剃了发,换了衣,就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让咱们在外形上,变成另一个人。你以为你还是你,可你照镜子的时候,已经认不出自己了。」

    孙中山沉默了一会,看着尢列:「你走过沿海,可知道顺治丶康熙年间的迁海令?」

    尢列点头:「听说过。把沿海百姓内迁三十到五十里,烧掉他们的房子,毁掉他们的田地,不让任何人出海。」

    「我昨日才搞清楚这里面的内情。」

    孙中山说,「报纸上详细列举了,顺治十八年,朝廷下迁海令,从辽东到广东,沿海一律内迁。为什麽?为了切断郑成功跟大陆的联系。可他们不管百姓的死活。三十里内,房屋烧光,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流离四方,不知几百万人。」

    他声音渐渐高了起来:

    「你们算算——几百万人,没了家,没了地,没了生计。有的饿死,有的累死,有的被官兵杀死,有的被海贼掳走。剩下的,逃到内地,给人当佃户,当长工,当奴隶。几代人的积蓄,一把火烧光。几百年的基业,一纸令下,化为乌有。」

    他深吸一口气。

    「这就是弱其民。让你没有家,没有地,没有产业,没有活路。让你只能靠给地主种地活着,靠给官老爷当差活着,靠给朝廷磕头活着。」

    室内一片寂静。

    良久,尢列轻轻叹了口气:「这不是哪一朝哪一代的事,这是一套完整的制度。分其民,让你抱不成团;愚其民,让你想不明白;弱其民,让你站不起来。

    这就是两百多年的功夫。一点一点,一寸一寸,把人磨成奴才。」

    「最上面是朝廷,是皇帝,是满洲亲贵。中间是旗人,是八旗官兵,是满城的百姓。最下面是汉人,是民,是百姓。」

    「可这最下面一层,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士绅,有地主,有商人,有佃农,有长工,有奴仆。士绅可以考功名,可以当官,可他们当的官,是满人挑剩下的。地主可以收租,可以纳妾,可他们收的租,一半要交朝廷。商人可以发财,可以置产,可他们发的财,随时可以被官府抄走。」

    他抬起头,眼里有着挣扎的愤怒,「或许这也是满清奴化的厉害之处啊——让你觉得,你比别人强一点,让你觉得,你还有希望往上爬。可你再怎麽爬,也爬不到最上面去。因为最上面那层,是满缺,满族官员才能当的缺。」

    「《大清律》里写得很明白:满人可以任汉缺,汉人不能任满缺。同一职位,满人的权力比汉人大。六部尚书,满人说了算;地方督抚,满人居其半。两百多年,汉人当过多少大学士?当过多少军机大臣?扳着指头都能数过来。」

    陈少白冷笑:「这不还是主子和奴才吗?我常听那些苦力和农民说的三个字,苦惯了。

    这三个字,就是两百多年的功夫。

    你们想想,这两百多年,朝廷做了什麽?不止是打打杀杀,是慢慢熬。用满城把你圈起来,用文字狱把你吓住,用剃发令把你的根斩断,用禁海把你的路堵死,用科举把你的脑子捆住,用八旗把你的盼头掐灭。剩下的,无非就是哪里冒出个清醒的,杀掉就是了。

    无非香港这位成了气候,清廷实在下不去刀而已。除了咱们几个,眼下这香港,到底有多少想改天换日的清醒之人,谁敢想?」

    孙中山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说道,

    「我也时常害怕。我也是人,我也只有一条命。我大哥在檀香山辛辛苦苦赚钱供我读书,我要是死了,他怎麽想?我要是被朝廷杀了,他怎麽办?」

    「可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

    「什麽事?」

    「眼睁睁看着这个国,就这样烂下去。」

    「眼看着洋人欺负我们,眼看着百姓饿死,眼看着朝廷一天比一天昏庸,眼看着孩子生下来就注定当奴才——而我什麽都不做,只是活着,只是读书,只是娶妻生子,只是老死。」

    他摇摇头。

    「那比死还可怕。」

    …………

    天色微明时,歌赋街上已有早起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过,叫卖声远远传来。

    四个人站在窗前,看着这座逐渐苏醒的城市。

    「你们说,」陈少白忽然问,「咱们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麽事情?咱们会不会半道就丢了脑袋……」

    「一百年后,还有人记得咱们吗?」

    无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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