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四大寇（大章加更）(1/2)
「杨耀记」的招牌悬在门楣之上。
铺面不大，卖的是杂货与洋货，兼做些南北行生意。
杨鹤龄站在窗前，望着楼下往来的人流，忽然笑了一声：「你们说，这满街的人，有几个知道自己是亡国奴？」
屋内无人应答。
他回过头，见孙中山正低头翻着一本英文书，陈少白斜靠在酸枝椅上把玩一只鼻烟壶，只有尢列抬起头，悠悠地接了一句：「知道了又如何？知道了，也不过是多个酒钱。」
杨鹤龄的父亲在澳门经商，在香港置下这间铺子，本是指望儿子能安心做买卖，光大门楣。谁知杨鹤龄从广州算学馆毕业后，非但无心生意，反倒把这里变成了几个年轻人的聚谈之所。
孙中山在香港华人医学院读书，陈少白是他的同学，尢列则在华民政务司署当书记。四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每逢课馀假日，便在「杨耀记」楼上高谈阔论，往往至夜深方散。
今夜，尢列带来一包从广州捎来的龙井，陈少白从荷李活道的洋行买了几听英国饼乾，孙中山则刚从学院下课。
四人围坐在酸枝圆桌前，窗外是歌赋街的灯火，窗内是年轻人蒸腾的热气。
「逸仙，」
杨鹤龄转过身，看向孙中山，「你那本《法国革命史》可看完了？」
孙中山抬起头，将手中的书合上，封面赫然印着法文书名。
他今年二十四岁，面容清瘦，目光却有一种异样的沉静，
「看完了。
法兰西人杀了一个国王，换来的是平等丶自由丶博爱三个词。我们杀了多少皇帝？可百姓还是百姓，奴才还是奴才。」
陈少白放下鼻烟壶，坐直了身子。
他生得俊秀，是四人中最年少的一个，不过二十一岁，却已有了几分名士派头。
他祖父是牧师，父亲是乡绅，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后来又入了广州格致书院，中英文俱佳，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可他偏偏不安分。
「法兰西的百姓，」陈少白说，
「杀国王之前，要先知道国王可以杀这个道理。我们的百姓呢？四万万人，有几个知道朝廷是可以不要的？」
「知道又如何？」尢列仍是那副淡淡的语气，「知道造反要杀头，九族都要诛。你我去说，人家当你疯癫。你我做了，人家还要帮着官府来捉你。」
尢列年长孙中山一岁，是顺德人，出身书香世家。
他十七岁随家人东渡日本，后来又北上京津，遍游华北华东，最要紧的是——他在上海加入了洪门。
他从未细说，孙中山也从未细问。但正是因为这个身份，他在四人中最沉得住气，也最懂得秘密二字的分量。
「那我们就等着？」
杨鹤龄急了，「等朝廷自己倒？等洋人发善心？还是等孔夫子从坟里爬出来救人？」
他虽是富商之子，却有一腔热血。
当年在广州算学馆与尢列同窗时，便常听尢列讲洪门的故事，讲明末遗民的悲壮，讲天地会的忠义。
后来与孙中山重逢，更是如鱼得水，恨不得立刻拉起一支队伍，打到北京去。
「不是等。」孙中山缓缓开口，
「是教。是让更多人知道。你我今日在这里说的每一个字，将来都会有回响。」
「你们应当都见过。」
孙中山说道，「在满清治下，我们的同胞，被打了不敢还手，被骂了不敢还口，被杀了也无人问津。
可他们不是生来如此的。」
杨鹤龄握紧拳头，手背上青筋暴起。陈少白默然无语，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尢列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叶，没有说话。
「逸仙，」尢列放下茶杯，目光落在孙中山脸上，「你那天说的那句话，我想了很久。」
「哪句？」
「推翻朝廷。」
室内忽然安静下来。
「这是杀头的话。」尢列的声音很低，却很清晰，「你应当知道香港有多少满清朝廷的密探，传出去，你我的人头迟早都要挂起来以儆效尤。」
「我知道。」孙中山说。
「那你还说？」
「因为这是真话。」
孙中山站起身，走到窗前，
「我在翠亨村的时候，见过一个老人。他年轻时参加过太平军，跟着洪秀全打到过武昌。后来天京陷落，他逃回广东，隐姓埋名几十年，靠给人打短工度日。
我问他：你后悔吗？他说：不后悔。我问他：你们当年为什麽造反？他说：活不下去了。我问他：如今的日子比那时候好过吗？
他说：更难过。太平军败了，朝廷更凶了，洋人更狠了，百姓更穷了。」
他盯着眼前的三人。
「那个老人去年死了。前几年，他把一张太平天国的圣票夹在信纸里寄给我，让我等他死了烧给他。他说：到了那边，还要用。」
陈少白忽然笑了一声，「洪秀全？成不了事。他占了半壁江山，最后还不是败了。」
「因为他不是真的造反。」尢列说，「他是想做皇帝。一门心思想做皇帝的，最后都当不了皇帝。」
「那谁是真的？」杨鹤龄问。
无人回答，或者说都默契地看了一眼外面，没吭声。
香港，是那位的养老地。
而很多人，都在等着。
或是等着他死，或是等着他起身，等着他下令，等着他在报纸上来一封新的告同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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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起身，给自己斟了一杯茶。他的手很稳，但眼神里有一种亢奋，
「我今天在书院听何启先生讲课，」他说，「讲的是英国的议会制度。你们知道吗？英国的国王现在只是个摆设，真正管事的是议会，是首相。老百姓可以骂国王，可以骂首相，可以在报纸上公开说他们的坏话，官府不会抓人。」
何启是香港的名流，也是孙中山的老师。
他毕业于英国阿伯丁大学，是香港华人执业大律师，后来又在医学院任教。他与胡礼垣合着的《新政真诠》主张仿行西法丶改革政治，对孙中山影响很大。
「何先生说，」陈少白继续道，「一个国家要强，就要让老百姓说话。老百姓不敢说话的国家，再大的兵舰也是纸老虎。」
「让老百姓说话？」尢列冷笑一声，「在北京城门口贴个告示，骂两句朝廷试试？看是老百姓的嘴硬，还是刽子手的刀硬。」
「所以要有枪。」杨鹤龄说，「洪秀全有枪吗？他有。可他还是败了。」
「洪秀全败，不是败在没有枪。」
孙中山重新坐下，语气平静而坚定，「是败在没有理。他只说我是天父的儿子，不说人人都是天父的儿子。他只说要推翻清朝，不说推翻了之后怎麽办。
他打下南京，做的第一件事是盖皇宫，是选妃子，是学皇帝的派头。这样的造反，赢了也是输。」
「美国人的独立宣言，开篇第一句：人人生而平等。这是造反的道理。法国人的《人权宣言》，第一条：人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这也是造反的道理。我们造反，也要有我们的道理。」
「我们的道理是什麽？」陈少白问。
孙中山沉默片刻，缓缓吐出八个字：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尢列的目光闪了闪。这是洪门的口号，他再熟悉不过。
恢复中华，这四个字有多少血泪？那是曾经的辉煌和尊严。
「然后呢？」他问。
「然后？」孙中山看着他，「然后建立合众政府。像美国那样，像法国那样。不要皇帝，不要世袭，总统由人民选举，任期到了就换人。」
「人民？」尢列轻轻摇头，「我们的百姓，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怎麽选举？」
「所以才要办学，才要开民智。」
孙中山说，「我去年写给郑藻如的信，说的就是这个。先在香山办农会丶禁鸦片丶兴学堂，一县做成了，一府就能做；一府做成了，一省就能做；一省做成了，全国就能做。」
郑藻如是香山同乡，曾任清政府驻美国丶西班牙丶秘鲁三国公使，当时正退休在家。孙中山今年给他写信，提出在香山县试行改良的主张。
杨鹤龄听了，连连点头：「这个办法好，稳扎稳打，不惊动人。」
陈少白却不以为然：「一县一县地做，要做到哪一年？四万万人，等得起吗？洋人可不等我们。」
「等不起，」孙中山说，「所以更要快。怎麽快？有人去办农会，有人去办学堂，有人去运动军队，有人去联络会党。各做各的，齐头并进。」
他的目光落在尢列身上。
尢列知道他看的是什麽——洪门，天地会，遍布南中国的秘密组织，几百万会众，都是活不下去的人。
尢列沉吟片刻，说：「会党讲义气，但不懂主义，不懂民主和自由。他们反清，是因为朝廷害他们活不下去。我走遍好几个地方的洪门，只有上海的好些，没有那麽可靠。」
孙中山摇了摇头，「不见得。那位九爷不也是会党魁首？他一手利刃，人头滚滚；一手教义，教化人心。说到底，会党也是老百姓，只要有人去教，他们也能懂大义。」
孙中山说，「让他们知道，反清不是为了自己活命，是为了让天下人活命。让他们知道，清朝倒了，不是换一个皇帝，是彻底换个天下。」
尢列看着他，忽然笑了：「逸仙，你是个会说话的人。难怪关景良的父母不让他跟你来往，怕他把儿子带坏了。」
关景良是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同学，父亲关元昌是牙医。
孙中山也笑了：「关景良是个好人，可惜父母管得太紧。他不来也好，省得连累他。」
「连累？」杨鹤龄大声道，「我们做的事情，本来就是要连累人的。怕连累，就不做了？」
「做！」陈少白一拍桌子，「我第一个跟你做！要我做什麽？」
「你先读书。」孙中山说，「把书读好，把英文学好，将来有用。」
「读书？」陈少白瞪大眼睛，「我读得还不够多？我在格致书院读了两年，又在西医书院读了一年，还要读？」
「要读。」孙中山说，「我们要造一个新中国，就要有新知识。西方的政治丶经济丶法律丶军事，都要学。日本人已经在学了，他们学得比我们快，将来会比我们强。我们不学，就只有挨打的份。」
尢列给自己斟了一杯茶，茶叶是上等的龙井，是他从广州专程带来的。
他的生活方式与在座几人截然不同——早晨的漱口水要用鲜莲子熬成汤，凉到温度合适才用；衣裳要穿最讲究的面料，喝茶要喝最讲究的茶。但他偏偏和这些谈造反的人搅在一起，偏偏愿意听孙中山说那些杀头的话。
「逸仙，之前我托了堂里的大哥给你递信，有回信没有？」
孙中山点了点头，随后又苦涩地笑了笑。
「陈先生也是一个意思，让我先把书读完。」
尢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再说什麽。
几人又聊了一会，话题总是不自觉地偏移，
「我经常想，凭什麽一个人只是活着，就要给人磕头？凭什麽一个人只是种田，就要饿死？凭什麽那些什麽都不做的人，可以坐在家里收租，可以当官作威作福，可以骑在百姓头上？」
「后来我在广州读书，看见官府抓人，抓的是几个偷东西的孩子。那几个孩子饿得皮包骨头，偷的不过是几个馒头。可官老爷不管这些，把他们抓去，打板子，关起来。他们出来的时候，腿已经断了。」
孙中山的声音很平静，
「英国人的报纸可以骂自家的皇帝，可我们的皇帝呢？我们的皇帝在紫禁城里，看不见百姓，听不见百姓，也不在乎百姓。」
他看着三位挚友。
「这香港，有自来水，有煤气灯，有医院，有学校。洋人犯了法，也要上法庭。我们那里呢？县太爷一句话，想抓谁抓谁，想打谁打谁。交了钱就放人，交不起钱就关到死。
这不是船坚炮利的事。这是制度的事。」
陈少白眼睛一亮：「制度？」
「对。制度。」孙中山说，「医学院也教法律，英国的法律——当然，是英国人写的，里子肯定偏袒英国人。可它有规矩，不管是好的规矩还是坏的规矩，老百姓知道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没规矩，或者说有规矩也形同废纸，老百姓就只能猜——猜官老爷今天高兴不高兴，猜今天会不会被抓去打板子。
猜了几百年，猜成了什麽？猜成了奴才。」
「我们的同胞啊……..被教训了二百多年，忘了怎麽当人。」
陈少白心里发闷，主动撇开了话题，问道：「逸仙，你之前说日本人学西洋学得很快？」
孙中山想了想：「我听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时，才十五岁。可他们有一批人——像伊藤博文丶大久保利通这些人——去欧美考察了两年，回来就改革。废藩置县，学西洋制度；办工厂，学西洋技术；开学堂，学西洋学问。二十年，就起来了。」
「二十年。」陈少白喃喃道。
「我们呢？」孙中山说，「我们六十年代就开始办洋务，办到现在三十年，办成了什麽？办了几个工厂，买了几条船。可制度没变，朝廷没变，百姓没变。」
他顿了顿，声音里有一丝疲惫：「曾国藩丶左宗棠丶李鸿章，这些人不可谓不尽力。可他们办洋务，是给朝廷办，不是给百姓办。船造出来，是朝廷的船；枪造出来，是朝廷的枪。百姓呢？百姓还是百姓，奴才还是奴才。」
「日本今年闹经济危机，听说各项生意被抢了不少，国内日子很难过。可他们照样在办工厂，在造兵舰，举国借债。天皇说话，百姓听；官府办事，百姓信。我们呢？
我们有什麽？北洋水师看起来风光，可那钱是哪来的？是借洋人的，是收厘金的。
借的钱要还，收的税要交。百姓一边交税养兵，一边被洋人欺负。这兵，养出来给谁用？
人家的兵，是国家养的。我们的兵，是官老爷养的。国家养兵，兵为国家死；官老爷养兵，兵为官老爷死。可官老爷太多了，有大有小，有满有汉，兵不知道该为谁死，索性就不死了，跑就是了。
「我近来在算一笔帐。」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三人。
「我在算——奴才算不算得明白帐。」
「陈先生让我多看看这世上其他地方的人，是怎麽活的。」
陈少白微微一怔，放下手中的鼻烟壶。杨鹤龄原本倚在窗边，此刻也直起身子。尢列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杯中茶水纹丝不动。
孙中山翻开自己书袋里一本亨利·乔治的着作，指着书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
「这本书讲的是：为什麽机器越多，工人越穷？为什麽国家越富，贫民窟越多？亨利·乔治算了一笔帐——土地被少数人占了，大多数人只能租地求活，种出来的粮食，七成要交给地主。这叫什麽？这叫地租。地租是什麽？地租是看不见的鞭子。」
「可你们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里有地租，只有我们这里有鞭子。英国人丶法国人丶德国人，他们也有。他们也有穷人，也有饿死的人，也有活不下去的人。」
杨鹤龄微微一愣：「逸仙，你不是常说英国如何好丶法国如何好吗？怎麽他们也有这些？」
孙中山合上书，靠在椅背上。
「我说英国好，是说他们的制度有值得我们学的地方——议会丶法律丶言论自由。
可这不意味着英国就是天堂。恰恰相反，就在我们说话的此刻，伦敦东区丶柏林北郊丶巴黎城郊，有成千上万的人，过得比我们村的佃农还惨。」
「你们知道伦敦东区吗？」孙中山问。
三人摇头。
「陈先生给我寄了很多报纸，有英文的，有法文的，我读得很费劲，但我读懂了。伦敦东区，那是伦敦最穷的地方，那里住的全是码头工人丶临时工丶失业的人，还有——女人和孩子。」
「有个火柴厂，叫布莱恩特与梅，在伦敦东区。厂里雇了几千人，大多是女人和女孩，最小的只有十四岁。她们一天干十几个钟头，挣几个便士。可这几个便士，还要被扣。为什麽被扣？因为脚脏了，扣钱；因为工作台没收拾乾净，扣钱；因为说话了，扣钱。随便什麽理由，工头想扣就扣。」
尢列眉头微皱：「这不跟我们的佃农一样吗？交了租还要交杂派，交了杂派还要交耗羡。」
「一模一样。」孙中山说，「可最惨的不是这个。最惨的是——她们随时会死。」
他从书里抽出一张报纸——伦敦新闻画报》，指着上面的一则报导。
「火柴要用黄磷，黄磷有毒。这些女孩天天接触黄磷，几年之后，下巴就开始烂。牙齿松动，牙龈流脓，颌骨坏死。到最后，整个下巴会烂穿，露出骨头，发出恶臭。这病伦敦人管它叫影子下巴——因为得病的人，下巴会慢慢消失。」
他放下报纸，声音沉下去。
「这种病，死亡率接近两成。每五个得病的女孩，就有一个会死。可她们不敢停工，不敢告病，因为停了工就没饭吃。她们只能一边烂着下巴，一边继续干活，直到烂得干不动了，或者死了。」
室内一片寂静。
陈少白喃喃道：「十四岁的女孩……烂着下巴等死……」
孙中山说，「最讽刺的是，这家火柴厂的股东，是伦敦的名流，是议会的议员，是女王册封的爵士。他们每年分红，赚得盆满钵满。而那些女孩，用命给他们赚钱，自己却住在贫民窟里，吃着发霉的面包，喝着掺水的牛奶。」
他抬起头。
「就在两年前，这些女孩终于受不了了。一千四百人，集体罢工。她们走上街头，喊着口号，要求涨工资，要求取消罚款，要求改善条件。你们猜，英国政府怎麽做的？」
杨鹤龄问：「怎麽做的？」
「没怎麽。」孙中山说，「报纸报导了，议会讨论了，几个议员站出来替她们说话。然后呢？然后工厂主让步了，涨了一点工资，取消了几项罚款。罢工结束了，女孩们回去继续干活，继续烂下巴，继续等死。」
他停了一下，看着三人的眼神。
「这就是英国。有议会，有报纸，有言论自由，可那些女孩，还是烂着下巴等死。她们的议会，不会替她们立法禁黄磷——因为黄磷赚钱，因为股东是大人物，因为政府不想得罪有钱人。」
孙中山又抽出另一份德国报纸，上面转载了一篇柏林医生的报告。
「这是德国的情形。」他说，「柏林有个医生，叫弗兰茨·奥本海默，在贫民区行医。他写了一份报告，讲他每天看到什麽。」
他念道：
「这个区住的都是什麽人？是小业主丶工人丶妓女丶流浪汉。最多的是工人，有技术的少，没技术的多。我第一次走进这里的时候，就像看见了美杜莎的头——那张脸，能把人变成石头。」
他抬起头：「美杜莎是希腊神话里的妖怪，看一眼就变成石头。这个医生说，贫民窟的脸，就是美杜莎的脸。」
他继续念：
「这里的孩子，十个里有一个会死。不是病死，是热死。夏天，贫民窟的房子里热得像蒸笼，夜里也凉不下来——四周都是高墙，白天吸的热，夜里全放出来。孩子们喝了馊掉的牛奶，得了暑热腹泻，拉几天就没了。有个医生说过一句话：穷人的孩子，只有躺在棺材里才能凉快下来。」
「第二种死法，是肺痨。得病的都是什麽人？是本来身体很好的工人，在工厂里吸了灰，住在没有光没有风的屋子里，吃的又不够，慢慢就病了。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死，看着他们的家垮掉。偶尔能送进医院，可住不了几天就得出来——要干活。不干活，全家都得饿死。」
「第三种死法，是打胎。这里的女人，没钱养孩子，又没法不生孩子，就去找那些脏婆娘，在脏角落里打胎。那些婆娘骗走她们最后几个铜板，然后把她们弄得半死不活，或者直接弄死。」
孙中山放下报纸，看着三人。
「这就是柏林。德国的首都，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的中心。你们以为德国人过得比我们好？他们也有贫民窟，也有饿死的人，也有烂下巴的女孩，也有打胎打死的女人。」
尢列轻轻叹了口气：「天下乌鸦一般黑。」
「不，尤兄。」孙中山摇头，「不是一般黑。是不一样黑。」
「我们这里，是朝廷把你变成奴才，让你不知道自己可以站着活。他们那里，是工厂主把你变成机器，让你知道自己可以站着活——可站着活，还是活不下去。」
「英国有议会，有工会，有报纸。那些女孩罢工，报纸会报导，议员会说话，工会会支持。她们知道，自己是在争取什麽。可我们呢？我们的百姓罢工，官府会抓人，朝廷会杀头，天下人会说是刁民作乱。她们至少还有路走，我们没路走。」
「再说法国。」孙中山走回桌边，继续翻他的书袋。
「今年五月，巴黎的煤气工人罢工。你们知道煤气工人是干什麽的吗？是给巴黎的路灯点火的。巴黎的煤气灯，有几万盏，全靠这些工人一盏一盏地点。」
他抬起头。
「他们要求涨工资，要求减少工时，要求成立工会。你们猜，法国政府怎麽做的？」
陈少白问：「怎麽做的？」
「派兵。」孙中山说，「军队开到工厂门口，工人不肯复工，军队就开枪。打死几个？报纸没写清楚。可罢工被镇压了，工会被解散了，工人被开除了。」
他顿了顿。
「法国，有《人权宣言》，有自由丶平等丶博爱，可工人罢工的时候，军队照样开枪。他们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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