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 思想和主义(2/2)
「先生们，」德辅转过身来，「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夥伴，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华人富商。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正在南洋成型的新事物——一个没有母国支持，却有能力自己造枪炮丶办军校丶输出思想的华人政治实体。」
他走回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
「关于清廷，伦敦的态度很明确：能维持就维持，维持不了就准备接手。这是一盘我们下了上百年的棋，虽然无聊，但稳赚不赔。
关于陈兆荣，伦敦还没有明确态度——因为伦敦还不知道该怎麽对付他。他是我们的贸易夥伴，给我们带来了真金白银的生意；但他也是荷兰人和法国人的眼中钉，跟他们合作，就意味着得罪另外两个列强。他是我们商人的财源，但也是我们战略家的难题。
更重要的是——他危险在哪儿？危险在他让南洋的华人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不靠朝廷，不靠洋人，自己也能活，而且能活得好。这种可能性一旦被广泛相信，我们在南洋经营了两百年的格局，就可能慢慢松动。」
骆克的话音落下后，议事厅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甘乃迪上校率先打破了寂静，「说到可能性，我手里还有一份情报，比这个更让人不安。」
他从制服内袋里抽出一份摺叠文件，却没有立即打开，而是先看向德辅：「总督阁下，您还记得上个月从新加坡转来的那批可疑读物吗？就是在几个从基隆来的华人水手行李里搜出来的小册子。」
德辅点了点头：「记得。华民政务司的人翻译了部分内容，说是一些关于农人共有土地丶工人共掌工厂的议论。我当时以为是某个传教士的小册子，没太在意。」
「不是传教士。」骆克突然接口，声音里透出一种少见的严肃，「我让人仔细查了那些小册子的来源。印刷用的纸张是安南新办的南洋印务局出产的，那种纸的纤维配比很特殊，我们在其他地方没见过。铅字也是新铸的，字体比广州和香港的印刷品更清晰。」
他顿了顿：「最关键的是内容。那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用华人的语言丶华人的典故，在讲一套全新的东西。」
史钊活皱眉：「什麽全新的东西？不就是那些传教士嚷嚷了几十年的博爱丶平等吗？」
「不一样。」骆克摇头，「传教士讲平等，说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死后进天堂的事。但这小册子里讲的，是在土地上人人平等，是现在丶此地丶活着的平等。它引用了一段话——土地者，天下之公器也，非一人一姓之私产。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衣，工者有其器，此乃天道之自然。」
端纳律师轻声接口：「这话听起来……比欧洲的有些学者还激进。」
「更激进的地方在后面。」骆克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有一段专门讲君与民的关系——自秦以来的两千年，所谓明君贤相，不过是一姓之私的管家；所谓盛世太平，不过是百姓纳粮时的喘息。真正的盛世，不是皇帝开恩少收税，而是百姓自己管自己的事，自己分自己的粮。」
房间里再次陷入沉默。
甘乃迪上校低声说：「这是……造反。」
「比造反可怕。」骆克合上笔记本，「造反是想换个皇帝，换个朝代。这套东西，是想把皇帝本身都废了。」
德辅爵士的目光落在桌面上那份关于陈兆荣的情报上，沉默片刻后，转向端纳。
「端纳先生，你在剑桥读的法律，应该也读过一些政治哲学的课程。我问你，欧文，你了解多少？」
端纳微微一愣，随即点头：「罗伯特·欧文，英国改革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82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了公社实验地，主张财产公有丶共同劳动丶平均分配。实验持续了大约三年，最终因为内部矛盾和财政问题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呢？」德辅追问。
「据我所知，」端纳推了推眼镜，「欧文本人后来总结说，如果群众未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在完全新的环境下，公社是没有希望成功的。他的公社成员来自各地，信仰各异，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缺乏共同的道德基础。」
德辅点点头：「很好。那你知不知道，同一时期在美国，还有多少类似的实验？」
端纳思索片刻：「除了欧文的公社，还有拉普的公社——一个德国移民建立的，实行财产公有丶人人平等丶集体劳动。拉普本人原是天主教徒，后来与教会决裂，带着六百多名信徒去了美国。他们的公社比欧文的更成功，维持了很久。」
「还有奥奈达。」骆克补充道，「在纽约州成立的公社，主张更激进——不仅财产公有，连家庭制度都取消了，儿童集体抚养。」
德辅冷笑一声：「你们的学问都不错。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些公社实验，跟陈兆荣有什麽关系？」
房间里的人面面相觑。
骆克迟疑地说：「情报显示，陈兆荣早年在旧金山确实接触过一些……激进分子。但具体的——」
「我这里有更详细的东西。」
德辅从文件最底层抽出一份发黄的卷宗，封面上盖着「殖民地部·机密」的红色印章，「这是上个月伦敦专门派人送来的，情报部关于陈兆荣在美国活动的调查报告。」
他翻开卷宗：「报告里说，陈兆荣加州有多个正在进行的公社实验，其中一个是多个学者支持建立的自由社区，主张土地共有丶劳动共担丶产品共享。」
甘乃迪上校皱眉：「他去那里实验什麽？学怎麽种地？」
「不要傲慢，他学的是比种地更危险的东西。」德辅翻到另一页，「他接触了很多学者，这些学者都在他的农场，后续还发表了很多学术思想，有主张土地归耕种者所有，资本归劳动者控制的。
有主张建立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最终实现生产者对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的。」
骆克深吸一口气：「所以，他在美国的那些年，不仅仅是在搞会党斗争，做生意，还在……学习？」
「是在观察，在吸收，在筛选。」德辅合上卷宗，「他来到南洋，带来的不只是积蓄，还有一脑子想法。兰芳公司改组之后的那几年，在核心区搞了一个大型的合作农场。土地是大家一起种的，收成按劳分配，孤寡老人由集体赡养。据说，那片农场的产量，比周围的个体农户高出三成。」
史钊活嗤笑一声：「所以呢？一个农场能说明什麽？」
「说明他在仍然在坚持用自己的方式验证那些想法。」
骆克接过话头，神色凝重，「欧文的实验失败了，拉普的实验成功了但僵化了，奥奈达激进了但维持了三十多年。陈兆荣在美国看了十几年，长期接触，吸收这些学者的思想，他是在看——什麽能成，什麽不能成，什麽适合华人，什麽不适合。」
「他很早，就已经想彻底改造那个腐朽的国家了。」
甘乃迪上校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所以他现在在基隆丶在马尾丶在安南，办的学校丶工厂丶农场，都是……」
「都是他的实验。」
德辅的声音低沉，「军校培养军官，工厂培养技工，学校培养新民。他办学的课程，晚上还有一门课，叫『社会新论』。教这门课的老师，是几个从美国来的，据说年轻时参加过公社，后来在波士顿亲自搞过实验。」
端纳沉吟良久，缓缓开口：「总督阁下，我听下来，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陈兆荣这套东西，跟我们在印度丶在马来亚见过的那些土邦王公丶地方豪强，有什麽区别？古往今来，想自立为王的人多了，为什麽偏偏这个，让伦敦这麽重视？」
德辅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意味：「区别在哪儿？区别在他要的不是王位，是——改变规则。」
「历史上的造反者，想的都是怎麽打进皇宫，自己坐上那把椅子。椅子还是那把椅子，规矩还是那些规矩。坐腻了丶坐久了就换人，换汤不换药。」
「但这个陈兆荣，他不要那把椅子。他办学校丶开工厂丶搞农场，都是在造一套新规矩——一套不需要皇帝丶不需要贵族丶甚至不需要大英帝国这套文明秩序的新规矩。」
他转过身：「你们刚才提到的那些美国公社，为什麽会失败？欧文自己总结说是群众道德教育不足。伦敦找了剑桥一位教授，提供了另一种看法——他说，公社的失败，不是因为人心坏，而是因为它们在孤立的小环境里试图对抗整个世界。
欧文的公社被周围的资本主义包围，奥奈达被外面的舆论指责，拉普的节俭村因为没有新成员加入而自然消亡。它们都是孤岛，被大海一冲就垮。」
骆克若有所悟：「所以陈兆荣才要占港口丶建军舰丶办工厂丶开学校……他不是在搞一个孤立的公社，他是在搞一个……」
「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
德辅接道，「兰芳的农场丶基隆的煤矿丶马尾的船厂丶安南的军校丶海军基地，再加上他的船队丶他的枪炮厂丶他的报纸——这些东西连起来，就是一个不需要外部供给丶可以自己运转的系统。他的思想，就装在这个系统里，跟着他的货物丶他的书籍丶他的学生，一点一点往外渗。」
史钊活终于收起了轻蔑的神情，皱着眉头问：「那他现在到底在传播什麽？共产主义？我们在伦敦也听说过这个词，马克思丶恩格斯那帮人，在德国和法国闹腾了几十年，也没见成什麽气候。」
「不一样。」
端纳突然开口，「马克思的那一套，我读过一些——他在1848年跟恩格斯合写过《共产党宣言》，主张废除私有财产丶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银行丶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但那一套太德国，太理论化，太……遥远。1888年新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里，恩格斯自己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影响，远不如达尔文丶卡莱尔丶拉斯金这些本土思想者。」
他看着在座的同僚：「但陈兆荣这套东西，是从美国那些公社实验里长出来的，是农场里试过丶工厂里改过的，是用华人能懂的话讲出来的——『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衣，工者有其器』。这些话，不识字的农民听得懂，没读过书的工人也听得懂。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骆克补充道：「而且他不是空谈。兰芳的农民，确实分到了地；基隆的工人，确实有食堂有宿舍；安南的孤儿，确实进了学堂不花钱。那些去投奔他的学者丶青年，亲眼看到这些，回去一传十丶十传百，影响就起来了。
他那个合作农场，产量比周围高，农民自然想学；他那个工厂，工人干活卖力，因为利润有分红；他那个军队，士兵不怕死，因为军官跟士兵吃一样的饭丶睡一样的铺，甚至他们有士兵委员会保证士兵的权益。这些东西，不是用鞭子抽出来的，是用咱们是一起的这句话拴起来的。」
他顿了顿：「而这句话，恰恰是我们最怕的。」
端纳若有所思地问：「情报里说，有很多学者丶甚至国外的学者，读过书的青年，都来香港投奔他。这是什麽时候的事？」
「这两年越来越明显。」骆克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名单，「上个月，从日本来了三个青年，据说是东京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学工科的。上上个月，有两个从新加坡来的，海峡殖民地政府的翻译学校出来的，精通英文和马来文。还有从暹罗来的，从西贡来的，甚至有两个从广州来的——一个原来在广雅书局当校对，一个在教会学堂教过书。」
史钊活皱眉：「他们图什麽？陈兆荣给的薪水高？」
「不是薪水。」骆克摇头，「是我们的人混进去后传出来的话。那几个从广州来的青年，在广州时就读过陈兆荣报纸上的文章，有一篇叫《论实学与实用》，里面说——今日之中国，非无聪明才智之士，乃聪明才智皆耗于八股帖括之中。若使此辈得习格致丶算学丶工艺之学，以之治农则农兴，以之治工则工振，以之治军则军强。」
甘乃迪上校冷笑：「听起来像是洋务派说的话，李鸿章不也天天喊着师夷长技吗？」
骆克说，「李鸿章是让少数人学洋人的技术，替朝廷办事。陈兆荣是让多数人学各种本事，替自己办事。他那篇文章最后一段说——学之者不必皆为官，不必皆为吏。为农者知其土之所宜，为工者明其器之所用，为商者通其货之所往。人人有一技之长，人人有一业之守，则家可自立，乡可自保，国可自强。」
端纳沉吟道：「他在把自强从朝廷手里，往个人手里转移。」
「正是。」德辅点头，「这才是最让伦敦不安的地方。我们跟清廷打交道这麽多年，早就摸透了规矩——朝廷要面子，我们要里子。朝廷出条约，我们出军舰。朝廷派官，我们派兵。但陈兆荣这套，根本不理朝廷，直接对着人。他让南洋的华人，清廷的华人觉得，不用等朝廷强大，不用靠洋人施舍，自己就能站起来。」
他走到窗前，看着夜色中的港口：「那些从各地跑去投奔他的青年，带走的不是一纸空谈，是一种想法——一种可以不靠皇帝丶不靠洋人的想法。这种想法，比他造的那些军舰丶那些枪炮，要危险一百倍。」
史钊活突然问：「那这东西，到底算什麽？是什麽主义吗？还是别的什麽？」
房间里的人都看向德辅。
德辅沉吟片刻：「伦敦的专家们也在争论这个问题。有人说这是『农业社会主义』，跟俄国的民粹派有相通之处；有人说这是『工团主义』，跟法国的工团运动类似；还有人说是『合作社会主义』，继承的是欧文的传统。」
他走回桌前：「但我觉得，叫什麽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正在变成一种可以替代王权的正当性来源。陈兆荣在兰芳搞的那些东西，不是靠皇上的圣旨，是靠同一个目标丶一起干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跟我们的议会制度有点像，但更彻底：我们的议会还承认女王，他的议事会里，没有皇帝的位置。」
端纳若有所思：「所以，他是在输出一种去皇权化的政治模式。」
「对。」德辅说，「而且这种模式，对南洋的华人有天然的吸引力。他们本来就是被朝廷抛弃的人，本来就不指望皇帝保护。陈兆荣告诉他们：你们自己就是自己的皇帝。这句话，比一万条军舰都有用。」
骆克低声说：「所以，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德辅沉默片刻，终于开口：「对手？也许吧。但他不是那种可以用军舰丶用炮火打败的对手。就算明天他的舰队全沉了，他的工厂全烧了，他本人也死了——他留下的那些学校，那些读过他书的学生，那些学会了自己管自己的农民和工人，依然会在。」
他转身面对众人：「先生们，我们今天讨论的，已经不是一个商人的崛起，不是一个军阀的扩张。我们在讨论的，是一种思想的传播。这种思想，在英国本土，在德国，在法国，都有各种变体在流行。但那些变体，是在我们眼皮底下丶在我们的制度框架里生长的，我们可以观察丶可以研究丶可以应对。而陈兆荣这个，是在我们的制度之外丶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用华人的语言丶华人的经验，长出来的一套东西。」
他顿了顿：「最可怕的是，它就在我们的控制区之下，而且可能真的能成。」
甘乃迪上校沉默良久，终于开口：「那我们怎麽办？」
德辅回到座位，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第一，继续搜集他在基隆丶马尾丶安南的所有信息，尤其是学校丶工厂丶农场的内部运作方式。我要知道他的合作制到底怎麽运行，他的议事会到底谁说了算，有麽有拉拢丶内部瓦解的可能。」
看向骆克：「你负责这件事，人手不够可以从新加坡调。重点是那些从外地去投奔他的青年，要搞清楚他们为什麽去，去了学什麽，学了之后去哪。」
看向甘乃迪：「你的舰队，要确保随时掌握他船队的动向。但不要挑衅，不要给他任何动武的藉口。我们现在跟他的贸易额每年上百万英镑，怡和丶太古丶滙丰都在他那边有利益，不能因为这些事把生意搅黄了。」
看向史钊活：「你跟伦敦的沟通，要强调一点：陈兆荣的想法，如果只在南洋传，我们还能用海军封锁；如果传回中国本土，传到广东丶福建那些人多地少的地方，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看向端纳：「你继续研究他那套说辞里的法律漏洞。什麽耕者有其田——在英国的财产法里，土地就是私有的，没有什麽公器。要用我们的法律逻辑，把他的道理驳倒。哪怕现在用不上，将来在谈判桌上，也能派用场。」
窗外，夜色深了。
德辅最后一次望向那片光亮：
「他活不了几年？也许吧。但他种下去的那些东西，会比他的命长得多。等到他死的那天，我们面对的，可能不是一个可以从容肢解的势力，而是一个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的思想。」
骆克站在他身后，低声说：「总督阁下，还有一件事。情报里说，他最近在写一本书，据说要把这些年想的东西，系统地写下来。」
德辅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
「想办法，搞到那本书。」